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
作者:王胜(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海洋治理形势亦面临巨大挑战。海上霸权主义不时显现、海洋环境污染负面效应不断溢出、小岛屿经济体因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影响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困境,这些海洋治理领域的挑战亟需新的治理理念、理论和方法。“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新的方向。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深刻领悟其精髓要义。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和全新拓展。从政治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和平环境,促进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正义。从经济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旨在实现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繁荣;从安全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反对海上霸权主义,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从文化上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文化交流互鉴与开放包容。从生态环保上来看,海洋命运共体主张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的绿色、低碳和永续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搭建起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四梁八柱”,构建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位一体”的理论体系,深刻展现了中国和合思维,是“天下大同、亲仁善邻、爱好和平、互利共赢”等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具体呈现。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坚决反对错误思维。一是要反对全球海洋霸权主义思维。15世纪末的全球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前所未有地通过海洋联系成了一个整体,覆盖地球表面71%面积的海洋自此成为强权争霸的重要舞台之一。海洋霸权国家轮番登场,纷纷试图构建以自身实力和单边利益为基础的海上安全、海上贸易秩序,“落后”国家的被侵略、征服、残杀、掠夺和奴役贯穿其中,甚至多次将人类置于战争的阴霾。
二是反对海洋零和博弈思维。海洋足够宽广,容得下所有国家的发展,海洋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舞台,部分国家秉持冷战思维,在海洋安全领域建立排他性安全同盟,只能恶化全球海洋安全形势。
三是反对“公地”思维。海洋资源丰富、蕴藏巨大发展能量,但海洋不是一片可以无限攫取的“公地”,全人类应该携手努力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渔业过度捕捞、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等“悲剧”。四是反对“搭便车”思维。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每个国家都应承担与其权利和利益相匹配的责任,共同担负起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持续加强国际合作。一是要和全球重大海洋倡议进行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深度契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中国推动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体就是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框架下与全球海洋倡议协同增效,共同发展。
二是要积极打造面向全球的蓝色伙伴关系。把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培育成中国与全球海洋国家关系的新增长极。
三是积极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加强与海洋国家的“五通”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实现休戚与共的发展。
构建新时代海洋命运共同体,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日益成为人类新的“蓝海”领域,海上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海工装备的研发与运用、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蓝碳”领域的市场技术和人才合作、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正日益成为全球海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推动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拓展与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能够指引人类化解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与困境。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海洋国家更加期盼构建公平正义的海洋安全秩序,更加追求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共同繁荣发展,更加坚定奉行走合作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更加笃定全球海洋文化的开放包容,更加注重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引领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日本紧绑美国“战车”图谋为己松绑(观象台)******
1月中旬,日美首脑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这将是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日媒预计,岸田文雄将就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3份安保文件的修订及大幅增加防卫费向美方进行说明,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这一举动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将日本进一步绑上美国“战车”,并为复活日本“军事大国梦”做更多铺垫。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明确写入将打造“反击能力(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并计划在2026年度部署美制“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同时,文件提出将2023年起的5年防卫费总额增加约43万亿日元,是现行5年(2019年至2023年)防卫费总额的1.6倍。日本还计划到2027年,将防卫费及相关预算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现在的约1%提高至2%左右。
根据修订后的文件,日本将实际上放弃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并将突破诸多战后禁忌,如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扩大武器对外出口、深化军民一体化等。这立刻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重蹈覆辙走军事大国路线的深重担忧。如日本反战和平组织“和平构想建言会议”发表声明所言,3份文件将使日本再次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是极其危险之举。
然而,面对国内外一片反对之声,日本政府非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在歧途上一路狂奔,宣称这是日美同盟的新开始,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协作。修订后的安保文件多处写明日美防卫合作相关内容,如发动反击能力时,“日美将合作应对”;在美国等关系密切的他国遭攻击、导致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存亡危机事态”时,不排除行使反击能力的可能性。此外,岸田文雄访美期间还将与拜登总统讨论加强日美防务合作,并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该文件规定了自卫队与美军的职责分工。
对于种种通过“武装自己”来示好美国的举动,岸田文雄政府明面上的理由是担忧出现突发事态时“遭美国抛弃”,因此以宣称增强防卫力的方式来得到美国更多帮助,真实目的却是一步步打破和平宪法限制,倚美自强、扩军备战。
对于日本的“投怀送抱”,美国乐见其成。美国白宫、国务院与五角大楼相继发表声明,欢迎日本政府公布的3份安保文件。但在日本国内,安保文件修订后,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创下新低,仅为25%。明眼人都非常清楚,安保政策调整后,对美国地区战略而言,日本的作用将从过去的后方支持防御,即所谓“盾”,逐步发展成兼具“矛”的功用。这意味着,未来日本将进一步被纳入美国战略轨道,日美在地区内联手滋事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这无疑给日本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有日本学者犀利指出,3份安保文件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大转折,是一种“新军国主义”。
历史上,日本曾步入军国主义歧途,犯下侵略扩张和反人类罪行,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日本把自己紧绑上美国“战车”,不断谋求进攻能力,试图冲破和平宪法约束,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严瑜)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3年01月07日 第 06 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