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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快评】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着眼人类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深刻阐述了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鲜明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促全球数字发展的真诚愿望，明确提出了把握数字化机遇、迎接挑战的理念主张，为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在中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在惠民便民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网络空间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互联网平台运营不断规范，网络空间日益清朗……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数字产业为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数字化、用好互联网，有助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另一方面，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网络霸权主义构成新威胁，网络空间冲突对抗风险上升。各方都应利用好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平台，汇聚共识、凝聚力量，把互联网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聚焦现实热点、洞察未来趋势，为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擘画了美好蓝图、指明了发展方向。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习主席指出：“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各国应相互尊重网络主权，尊重他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应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促进不同制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包容性发展；应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强战略互信，及时共享网络威胁信息，有效协调处置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应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

　　同在地球村，人类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要坚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

　　央视评论员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