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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完成重庆铜梁“巴岳农庄”农事忙******

　　(新春走基层)90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完成重庆铜梁“巴岳农庄”农事忙

　　中新网重庆1月16日电 (张旭)宜机化(适合机械化作业)改造的成片良田、蔬菜大棚、蔬菜挑选中心……隆冬时节，重庆市铜梁区侣俸镇、少云镇等地，大棚里的番茄、青椒恣意生长，田间各种机械正在作业，竟是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

　　上述情形，是重庆市铜梁区“巴岳农庄”试点建设的一个缩影。据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戴安勇16日介绍，“巴岳农庄”的部分建设项目中，包括3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目前已完成了其中的9000亩。

图为刘福琼向记者展示自己采摘的辣椒。　张旭摄

　　在位于侣俸镇保乡村的一处蔬菜大棚里，该村村民刘福琼正在采摘成熟的“螺丝椒”(辣椒的一种)、番茄等，笑得合不拢嘴。她说，每天工作8小时，可获70元工资，遇到出货量大时需加班，加班可获双倍工资。

　　“螺丝椒可长至一米多高，一年可结果8个月，月月都有活计。”刘福琼说，辣椒、番茄等都是市场佼佼者，价高且畅销，对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充满信心。另外，还有土地入股，可享受分红。蔬菜大棚的负责人周建表示，大棚采用了双层棚，冬可保温，夏可覆上黑膜防晒，利用技术达到增产提质的效果。

图为收获沃柑的村民。　张旭摄

　　“‘巴岳农庄’不是一个具象的农场、庄园概念。”戴安勇介绍说，铜梁区中稳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破题革新，重点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收入分配的深层次问题入手，提出实施“巴岳农庄”试点建设。目前，试点区域涵盖铜梁4个镇17个村，共5.9万亩土地。

　　戴安勇介绍说，“巴岳农庄”由农户、村集体、国有公司、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等共同参与，通过清晰的股权架构、合理的利益分配、规范的运营机制，从而实现多方利益共赢、风险共担的乡村产业发展。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高标准农田，一侧放着输水管道的材料。　张旭摄

　　在少云镇海棠村，村民周笃群指着连片的田地告诉记者，2022年的大旱天气，曾让她险些遭受损失。现在，她的田地以土地入股的方式，被改造为高标准农田，已增配了输水管道、水渠等设施。“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周笃群说，她除了保底分红和务工收入外，还能享受到盈利(田地丰产)以后的分红。

　　戴安勇介绍，2023年，“巴岳农庄”将进一步细化完善试点改革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农业招商力度，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建设一批产业蓬勃发展、环境生态宜居、农民生活富裕的示范性村庄。(完)

图为铜梁区侣俸镇的大棚。(无人机图片) 张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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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